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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与会代表说:“黄洁夫是民族英雄”

发布:Feb 16, 2017 来源:钱江潮 作者:钟景

2月7日至8日,梵蒂冈教皇科学院举办了“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中国应邀参加。长期以来,器官移植在世界多国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反华势力甚至以此制造中国“活摘器官”的谣言,抹黑中国。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席、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作为中方代表,被誉为“民族英雄”。

中国使用过死刑犯器官

器官移植技术是改革开放前后传入中国的,那时我国开始第一轮器官移植尝试。以肝移植为例,从1977年到1983年,由于当时技术落后,跟国外交流不多,全国只做了约58例肝移植手术,绝大多数手术对象在3个月内去世。之后,中国肝移植陷入“十年停顿”。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允许医疗科研部门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者尸体器官。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在移植手术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一批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回国了,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黄洁夫也是其中一员,中国由此掀起肝移植手术的第二次高潮。

由于我国曾经有组织地使用死刑犯身体器官,违背逐渐发展的伦理学原则,因此,国际社会上对中国采取的是“三不主义”(Three no),即“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不能够、不允许参加世界的器官移植组织;中国有关器官移植的文章,包括临床在内,在所有国际著名杂志一律不准发表;中国的学者不能在世界舞台上阐述、演讲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成绩。”


我们在积极改变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当时,黄洁夫已是原卫生部副部长。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黄洁夫(资料图)

当时黄洁夫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他说,当时卫生部里很多副部长级别的领导、好朋友都说,黄洁夫的副部长之职很快就要被免了:“你这个官可能做不成了,乌纱帽要掉了。”然而他的表态却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

2006年,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

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

200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卫生部使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全国600多家减少至169家。

之后,卫生部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

2013年11月2日,中华医学会在杭州召开的器官移植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OTC颁布了“杭州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将取消对死囚器官的依赖。


2014年3月1日,由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领导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成立。这一组织对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制定了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标准”,红十字会作为第三方参与。建设器官捐献和移植系统下的5个体系,遵循人道主义救助原则,使得器官捐献是公开透明无偿的;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保证器官分配的公正,OPO(器官获取组织)确保移植器官质量,器官移植登记体系保障病人安全,监管机制监督条例贯彻执行。

2014年12月3日,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


2015年,公民身后器官捐献达到2776例,创历史新高;2016年增长50%,达到4080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

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得到世界的帮助,建设起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的中国体系。“中国模式”为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提供了模版,世界卫生组织称赞这是“中国的创新”。


“黄洁夫们”承受了很大压力

 重大改变肯定有巨大压力,而“黄洁夫们”义无反顾。

压力来自两方面。国内的攻击是有些人要保护在旧体系中的各种利益,要打破实行了20多年的旧体系,斩断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集团联系,阻力很大。有些既得利益者说,我们现在技术领先,市场广阔,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搞自己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使用死刑犯器官天经地义。


国外敌对势力则带有政治意图,通过捏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谣言,破坏中国的政治形象。法轮功邪教组织以此攻击中国人权已有十多年,而中国2015年才取消使用死囚器官,真实故事尚未被很多人知道。十多年来,法轮功对中国众多器官移植医生进行过人身攻击和威胁,不少医生和医院几乎每天收到恐吓电话和短信。需要强调的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在混淆“使用死囚器官”和“活摘器官”。他们不关心中国是不是在使用死囚器官,更不关心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救命,只想把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政治化、妖魔化,从而抹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


改变代表良知

梵蒂冈峰会是中国首次受邀出席由国际权威组织举办、器官移植领域最重要的峰会。

2017年2月4日,黄洁夫写给教宗方济各一封信,其中说:“圣人之过,如日月之蚀。错之,众人检视;改之,众人仰之”。

刚进会场,中国代表感觉支持的人少,怀疑和反对的人多。过去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混乱,不少外国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外界谴责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猖獗”。我们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承认中国曾是“器官移植旅游”高发国,每年有数百人过来进行器官移植。不过中国2007年制定条例后,这种现象逐年减少,至今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里已没有外国人,世界其他国家的统计材料也证实这一点。

污蔑中国的“死硬派”,比如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拉维,在会上重谈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老调。王海波(中国COTRS负责人)首先站起来回应:“你口口声声说维护人权,但你根本不关注死囚器官,只关注你的政治目的。现在在会场上的黄洁夫和我两个中国人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得到好的移植服务,为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努力十几年的人!”

黄洁夫接着驳斥拉维:“所有来教皇科学院参加峰会的学者都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要信守希波克拉底誓言,including you!(包括你)!”拉维满脸通红。

讲完后,全场爆发热烈掌声,拉维低下了头。坐在黄洁夫旁边的土耳其代表说:“你是民族英雄!”

午餐时,黄洁夫和王海波成了会场最受欢迎的人。很多代表要跟他们合影。参会的74名代表都是支持中国的,只有拉维一人反对。

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器官买卖最猖獗的地方。美国有法规规定,器官捐献的5%可以给外国人做器官移植。也就是说,美国用法律来违反国际器官移植领域“自给自足”的规定。2016年,美国给外国人做了280例手术,远远超过5%的界限。

当然,别人的错误从来不是自己犯错误的理由。


结语

人体器官移植,特别是大器官移植,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伦理观念也必须不断发展。譬如克隆人体器官问题,宗教信仰和器官移植问题,大脑移植问题等,都面临着伦理的拷问,社会的质疑。面对飞速发展、分歧复杂的世界,我们只有恪守道德底线,把握情理法,才能做出睿智而正确的选择。以黄洁夫为代表的中国移植界医生们,在移植器官的一个原则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被世界同行们誉为“民族英雄”。

在其他问题上,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将做出选择。那么请在做选择前,问一下自己,你是在苟且,还是心存对生活的敬畏?

注:《希波克拉底誓言》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并作为终身的职业。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如果我能严格遵守上面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的生命与医术得到无上光荣;如果我违背誓言,天地鬼神一起将我雷击致死。

文章内容综合自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和《环球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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