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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人性与文化》:腐败不仅是官场的事

发布:Apr 17, 2017 来源:现代快报 作者:曾 浩

正在热播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剖析反腐的烈度、深度上开创了新境界,观众在被其紧凑而充满悬念的剧情吸引的同时,也看到了腐败与反腐中的种种复杂人性,并从中获得警示、思考和希望。

作为人类社会的顽疾,在全球范围内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腐败在张牙舞爪。要解决这个顽疾,首先要弄清楚它的根源。13位人类学家花了数年时间,尝试从人类学角度来找到答案,他们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和解读,得出的结论是: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免于腐败困扰,腐败的根源是人性与文化,反腐是一场人性、权力和道德的无硝烟战争。

人类学家的“腐败”调查

2001年底美国能源公司安然公司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申请,安然的垮台随后带出了巨大的欺诈及腐败丑闻,给世人带来巨大的震撼。美国一些学者甚至预言,安然丑闻将超越9·11恐怖袭击,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更为重大的转折点。现在来看,这种论断似乎有失公允,但它不由得引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此前欧美人对于腐败的认识是否是错误的?安然的腐败丑闻证明,腐败的发生与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和经济水平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是只有工作在制度存在漏洞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国营部门的官员才会腐败。

美国人类学家迪特尔·哈勒和新西兰人类学家克里斯·肖尔等人类学家们尝试从人类学角度来寻找答案。此前,已经有大量的相关文献从其他学科尤其是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腐败,人类学还能为理解腐败做出怎样的贡献?

迪特尔·哈勒和克里斯·肖尔联合了世界上的13位人类学家,对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欧盟、玻利维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布全球,考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度等也存在差异,结果显示,尽管腐败在世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面孔,但它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5年,这些人类学家根据他们的调查和解读出版了《腐败:人性与文化》一书,书中人类学对腐败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将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介于法律范围“之内”与“之外”的模糊领域,并引发反思批判更广泛的道德、伦理与责任问题。

腐败的源头是人性

在《人民的名义》中,腐败往往是和官员生态交织在一起的,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很多人对腐败的固有印象,但迪特尔·哈勒等人类学家们则把视野扩大到更广义的腐败之上。

在圣彼得堡,人类学家调查了当地的医患关系,其中有个例子是,当地人娲娅当时为了能成功受孕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她在老朋友尼娜的安排下在一家口碑极好的诊所接受治疗,并向她介绍了经验丰富的医生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尼娜与谢尔盖耶维奇达成的协议是,娲娅支付给他150美元,外加几瓶伏特加。这笔钱不通过医院,而是直接支付给医生谢尔盖耶维奇。这是典型的医疗腐败,但尼娜的态度是,她付得起,也应该为医生的专业技能和付出的时间付钱。另一个例子则是,患者觉得医生如果不接受贿赂,就不会认真替自己看病,所以给医生塞点钱是应该的。而对于医生来说,即使是一个诊疗期间坚决不接受患者贿赂的医生,也会内心有希望患者病好了之后送点小礼物的想法,因为这样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尊重。这些现象说明,腐败往往是从人性的需求出发诞生的,人性的复杂导致了腐败的形成复杂。即使像医生希望患者病好了之后送小礼物这件事,虽然算不算腐败行为值得商榷,但小礼物也往往是腐败的开端。

腐败的发生整体看起来是无规律的,但在一些地区,腐败的发生方式有自己的规则与文化准则。人类学家简·施耐德与彼得·施耐德在书的第1章中对比了美国的杨斯顿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这两座城市,通过这两个城市内有组织犯罪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分析现代黑手党的核心是政治机构与有组织犯罪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前者为后者的活动提供掩护及保护。以巴勒莫为例,这个城市在二战中被轰炸,战后意大利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 。这些地区的黑手党之前都是农民,此时便一窝蜂地涌入与建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运输材料、浇注水泥、进行土地投机、为家人与朋友或是单纯为获利而建造住宅。而政客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又期待他们的选票,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腐败的共生关系,而这种腐败又各自存在着组织性和规则,两者的共生关系在巴勒莫战后发展的过程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最让人警惕的一种腐败是系统性的腐败,在上个世纪末,很多机构还把腐败定义成 “政府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行为”,但《腐败:人性与文化》的作者们认为,这个定义把腐败简化成了政府公共部门员工不诚实的个人行为,将对腐败的解释简化成了个人的贪欲及唯利是图。但在安然、施乐等一系列企业丑闻事件中,腐败的当事人不仅仅是按照吩咐销毁证据及文件的底层官员,不仅仅是下达指令的企业部门经理和玩弄市场的公司执行总监们。书中举了法国的例子,法国检察官曾发现自戴高乐将军以来,法国历届总统均动用了国有石油公司埃尔夫·阿奎坦的资金来贿赂外国领导人,比如密特朗总统就利用这些非法资金来资助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竞选活动。这已经不是个人私利了,而是“政府腐败”了。

各种各样的腐败带来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如何才能将如此多义、扩散,如此广泛的现象理论化?“腐败”的概念可准确描述吗?能在不同文化间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吗?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洛弗尔总结过,凡是“存在非法获利机会的地方、有机构垄断资源的地方以及个人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都存在腐败。

不同文化下的“腐败”

文化不同,人们对腐败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许多文化中,礼品和贿赂被认为可以建立起一种社会纽带,人类学家在哈萨克斯坦的调查显示,这里存在一种观点是,“在经济资源有限、国家福利不足和获得产品与服务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礼品和贿赂有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网。这里也有着区分礼品与贿赂的不同标准,如“交易的内容”(现金/无现金),“收礼人的就业状况”(官员/不相关人士),“交易动机”(回礼/以期快速做成一件事情并避免麻烦),“交易的文化定义”(传统/不道德),“交易的透明度”(透明/保密),以及“交易的法律定义”(法律/非法)。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中,礼品与贿赂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尽管当地人对不同场合的送礼现象有不同的术语,其中一些与西方人称之为贿赂的场合重叠。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些重叠部分是不道德的。另一种有关腐败的文化差异是,有些现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被归为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的做法,但在亚洲与非洲的部分地区则很可能被视作是一项帮助自己朋友与家人的道德义务。

在书的第三部分“日常腐败叙事与实践”中,还描述了“腐败”如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形成一种“腐败叙事”文化。人类学家们在印度调查发现,因为腐败的存在和人们对于政府机构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使得农村居民对政府状态加以各种想象,并成为日常叙事的一个部分。一个印度的村子在一项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工程进行中,村长便活在了这种“腐败叙事”中。在玻利维亚,玻利维亚人在面对市政工程时常常在没有腐败行为发生之时,就先发制人地通过谣言和流言蜚语,试图以此使工程领导人感受到压力,从而承担起责任。玻利维亚人以这种方式建立起一种公益感,并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承担起做好事的义务。

无论是腐败形成了一种文化,还是“腐败叙事”,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但这也说明了,反腐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也要考虑到人性、道德因素,更要营造一种反向的文化——廉洁文化。正如这本书封面上写着的一句话,“腐败来自于人性,但文化和制度可以控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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