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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一场大病把我变成思想家

发布:Jan 9, 2018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轶名

按:昔日先锋今何在?先锋文学、先锋小说,这些词汇到现在依然熠熠生光。马原,当年的先锋文学作家,从执着于形而上的创作,到现在转到了形而下,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先锋已经不在?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棠一家》,引发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话题。

近日,马原到访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借机采访了他。

把自己从虚无搬回到当下

问:咱们首先从这个书名开始聊吧,为什么起名叫《黄棠一家》?

马原:主人公叫黄棠,其实给这个人物起名的时候,本身就是来源于我最初的一个系列想法,就是我想写形而下三部曲,那么第一部叫《纠缠》,第二部叫《荒唐》,第三步叫《搞笑》,那么荒唐谐音就是黄棠,我给主人公起名字的时候,她就叫黄棠,讨论之后确定叫《黄棠一家》。

问:您说是叫形而下三部曲,那是不是您之前的作品,都是形而上的?

马原: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一辈子我关心的还是形而上的方向,比如说人在自然当中的关系,人在特殊境遇之下的那种挣扎或者是反抗,更多地可能我关心的还是人在不同境遇下的这个状态,所以一直没写过所谓现实主义作品。我一直以来,甚至可以说一生,在中国都是一个边缘作家,从来不是主流作家。

问:那您为什么要下定决心从形而上,或者不能叫下定决心吧,就是在写作上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

马原:其实就生活本身你还是活在当下,具体而微的生活其实都是形而下的,但是我的个人兴趣一直在偏形而上的这个领域: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人和鬼之间的关系等。一辈子关注都在这些方向。我其实既没跟上帝,也没跟神,也没跟鬼一块吃过饭,一块聊过天。我聊天都是人。那么形而下才是我生活本来的状态,我跟大家一样。那么我就想,我写了一辈子很虚无、很遥远的方向,能不能把自己搬回到当下来。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我这些年,就是具体而微的生活里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一写。

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一段历史

问:马老师,您能不能向读者大致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黄棠一家》主要写的是什么故事?

马原:我这本书就是想通过一个家庭来折射一段历史。那么这家庭里边我开始设定的人物是一个当今社会的主流,比如说他首先是一个官员家庭。一些人不知道开发区这个概念,开发区一直是最近二三十年里,中国市民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我选了一个开发区主任,然后选了他老婆是一个大公司的总经理,有很强的策划能力。他女儿有的有国外背景,有的有艺术背景,小儿子则是典型的官二代,这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可以摆平一切事情,无所不能,为所欲为,就是这么一个家庭。然后我也愿意把我的生活里遇到的很多朋友的故事,或者说遇到的,我觉得特别荒谬的事情都放到这里边来。

我是一个老“铁路”,我父母就是“铁路”,我们是铁路世家,东北人嘛,就是很早就有关于建筑的概念,我跟你说铁路的建筑真是不得了,铁路的一个涵洞,就是到今天八十年、一百年,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的那些涵洞,今天都特别结实,铁路的桥、铁路的房子特别棒。我特别感慨,到了当下的时代,我们所有的路几年就要翻修一次,所有的桥说塌就塌,你愿意发现的话,中国可能每天都有某个地方有桥塌。桥也能塌,在我们原来的概念里边,这个桥几乎就像日月一样,这几乎是永恒的,它不会塌。这都有悖于我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是童年的时候建立的那些社会的基本概念。比如说诚实,比如说正义、正义感,比如说公理,比如说公平,比如说对和错,全部都见到,所以我心里边这个落差特别大。小说里边不过是借故事去说你发现这个生活逐渐变了,整个人群、价值观,都跟你最初建立的模样大相径庭,甚至相反了。这个可能是我写《黄棠一家》这本书,最深切的心理原因。

问: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现实中的新闻事件,包括那个主人公抽软中华烟,让我们想起南京的天价烟事件,包括比如也出现李天一,包括里头出现很多真人的这个名字,您是怎么来处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

马原:《黄棠一家》是一个写实小说,你刚才说到公众人物,他们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一些符号,当下生活大家随口就能说起这些人,他们已经不再是“个人”,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些日常的话题或者是符号,说到他们的时候,至少我想会让读这个故事的人觉得眼下这个故事、这本书,这本书里的故事离当下的生活不远,这确实是我一个初衷。我是希望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现在状态特别好,一直会有小说出来

问:马老师,您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有点淡出文坛了,有超过20年左右的时间。

马原:对,没写小说。

问:为什么呢?

马原:那个时候开始停笔,是因为当时人们突然不再关心小说了,而小说是我当命做的一件事,就做小说就是我的生命方式,我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社会不需要了,没人读小说了,那么这个就是我写不下去小说,也不愿意再写小说的基本的原因。但是,在大概七年之前,我突然生病了,一场病让我又回到小说,我突然发现我离开小说二十年光景,这个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空白期缺失。就像您刚才问的,其实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停下小说那个时间里面,我特别为写不出来焦灼,经常是签了出版合同,然后爽约,几次对不起编辑朋友。其实我自己是苦恼的,你这一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小说,然后又写不出来,就是签了合同——其实我是想用合同压迫自己,但是都失败了。那个时代,就是那一段时间,全社会对小说几乎都是很排斥,大家可能觉得现实生活比小说更激烈、更残酷、更有实感。大家不读,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就等于逼着自己转向。

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我是写了很多别的,刚才我就说,我讲阅读,前后就出了九本书,就是在大学里讲课的这个阅读内容,出了九本书,我其实在那个时代里自觉不自觉地让自己有一个“变身”,有一点像前辈。比如说钱钟书,小说不写了,去做学者。像沈从文,小说不写了,去做一个研究者。这两个前辈特别像我恢复写小说之前的状况,我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解读方面的学者吧,就是在解读上我走的很长,时间也很久,量也很大,就像沈从文去研究古代服饰一样,我就把阅读、把读书这件事,做成我二十年里边一个主要的生命方向。那么就是我说我运气特别好,就是我都不知道我快六十岁了,我又回到小说,这个我自己都很吃惊,而且我现在状态特别好,一直会有小说出来,“重出江湖”之后,我差不多快有十本书了。

这场大病已经把我变成思想家

问:可不可以谈谈生病让您就想到了什么事情?对您的创作为什么会起到这样一个巨大的刺激作用?

马原:一个是时间的压迫,你突然觉得你的时间也许不多了,时间压迫,你还是有一点使命感,你还是觉得在你生命这个过程里边,有一种力量给你下达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就是你的使命。我觉得我有些书没写完。

第二个原因是,我总说这是上帝最好的馈赠,我特别感谢上帝给我一场大病,让我面对生和死,就是原来觉得死离你很遥远,现在近在咫尺。你得的是治不好的病,你随时可能殒命 ,你随时可能见上帝去,所以你面对生死了,其实上帝已经把你变成一个哲学家了,就是让你不只是思考,让你思想。思考经常是主动的,跟你说我的体会,思想是被动的,我没想思想,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跟思想什么关系,但是比较有趣,就是我在过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天没有任何惊喜、没有任何期待,每天太阳都是旧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么一种情形下,我某一天突然意识到,其实这场大病已经把我变成一个思想家,让我对一成不变的世界充满了热情,没完没了地去回味,没完没了地去观察,把所有的小事都放大。就像《局外人》里面有个人物 ,他被投进监狱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短短的生命里边,有那么多事情自己从来没细想过,就是没完没了地去想很多小事、细节,放大了的细节,就是没完没了地去想。

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小说家的幸运,就是给你一场大病,让你面对生死,让你越来越过一种思想者的生活。这个过程中你就会有特别好的想象力,特别好的对世界的复原的这种热情,尤其是对虚拟世界复原的这个热情。所以你看,我说我有十本书,我有三本是童话,比重占到这么大,因为你就在童话世界里生活,我现在的生活完全是童话,每天鸡犬之声,我有自己的钟楼,我有自己的泉池,我就说你们北京有一个钟楼,我马原家里有一个钟楼,就是每天我都可以敲敲钟,就是这个。

历史最终选择了我们这个小群落

问:另外就是提到您的名字,很多人还是很习惯的跟先锋文学、先锋小说联系在一起,您当年是怎么来看待“先锋”这个概念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又是怎么来理解它?

马原:其实首先说“帽子”是文学史家给我们扣上的。我们几个被称先锋小说家的作家,自己不会给自己找一顶“帽子”来扣,这个是文学史家在归结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原来说是什么现代派,说是什么结构主义、新潮小说、先锋小说,这些我们曾经戴过的“帽子”,可能做历史归结的时候,先锋小说是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这个词汇不是我们选择的,是文学史家他们选择的。

其实我们就是应时而生,因为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近现代的文学,一直是写实的天下,一直是讲故事的天下,就是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潮,包括明清小说,我认为现实主义都是主潮。所以我们大概是一些受了西学教育以后,我们希望寻求不一样的叙事体、叙述方法论,可能我们的学识的背景让我们有一种在旧有的格局下,做出改变的一种愿望,大家是不约而同地来写,没有过组织、没有过纲领——我们这拨人在写的时候,都自己按照自己对于叙事这件事的理解去做自己的事,那么可能吧,历史最终选择了我们这个小群落。原来莫言也算在其中,后来莫言的写作越来越趋向写实主义,所以莫言不大在“先锋小说”里被提及,但是余华、格非、苏童,包括北村等等,这些人还坚持,把方法论作为个人写作的主要方向去做探求。所以,最后文学史就把这个群落定位为“先锋小说”,更大的概念叫“先锋文学”。更多的是在方法论上,因为中国文坛历来争论形式和内容,那么在以内容为上、内容为先、内容为主流的这个中国文学大潮当中,先锋小说肯定是以形式为先。最后能够被历史记住、认同,这已经是我们这拨作家的幸运,但是,其实我知道我们这拨作家,从来就没享受过这份幸运,因为它和中国文学整个历史的主潮,其实是不符合的,是南辕北辙的。历史愿意记住这一笔,愿意记住这拨人,现在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宽容。

问:《黄棠一家》结尾那句话,让我看了之后会会心一笑,“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让我们想起您过去的作品。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结尾?

马原:因为那句话在80年代被谈得太多了,它是虚构的开篇词,被谈得太多了,我有一点戏谑、玩笑,我觉得就是讲一点轻松的话,也是我这本书的一个主调,那么在我看来木已成舟,我们也不必沉痛,也不必担心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得认可当下这个现实。我说一句题外话,我大儿子也写小说,也是小说家,他在国外待了十几年,我对他的劝告,你要是能回去,自己觉得愿意回去还是回去,我确实觉得我们这个世界病得不轻,无论从观念,无论从空气、水、阳光,这些生命的原始要素,我们个人无能为力,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事。

采访者:宋强、陈亮

黄棠,某大型公司总经理;其夫洪锦江是新任开发新区主任;长女是摩纳哥籍富商,嫁给了斐济籍的医学专家;次女是拥有EMBA身份的大型节目策划人,嫁给了法国归侨身份的电影导演;独子是美国籍的在读高中生,他的女朋友比他大七岁,是个有钱的神秘女孩;其母是一位退了休的评剧演员……先锋的马原此刻以现实主义的姿态站在生活现场,耐心地为我们勾勒了“黄棠一家”这个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表达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度关注。马原说,“小说要从天上回到地下”。他依旧拥有那座属于自己的叙事冰山。

马原,当代著名作家,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出生于辽宁锦州。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藏,任记者、编辑。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牛鬼蛇神》《纠缠》《湾格花原三部曲》《我的祸福相依的日子》等。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马原的作品多体现了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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